林志忆生活百态-卖猪-达拉特大城小事

林志忆生活百态|卖猪-达拉特大城小事

林志忆


读贾平凹先生的《祭父》一文,被其中描述的他和父亲弟弟卖猪一段文字感动了。
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,于是我便萌生了写写我家卖猪的故事。尽管没有平凹先生所描述的那么悲壮,那么令人不忍卒读,但那毕竟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,一段亿万农民贫穷生活的辛酸史。
我的老家,在达拉特黄河平原的农村。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,我家每年都要喂一口猪,但自家喂猪却吃不上自家的猪肉,因为卖了生猪。过年的时候,再花几元钱买别人家的几斤猪肉,总算弥补了养猪吃不上猪肉的缺憾。
我家大人多,我们兄妹四人,加上奶奶和父母,全家七口人。在那特定的“文革”岁月中,家家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,我家就更不用说了,一年到头,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每年春节一过,就开始断粮,得向亲戚朋友邻居抓借,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。尽管穷得要命,父母也要拼命供我们兄妹四人上学,盼望我们识文断字,将来跳出农门,有个出息。

供养我们兄妹上学的费用从何而来呢?唯一的办法就是喂猪卖猪。每年春节一过,母亲便拿出上年卖猪的一部分钱,买一个猪仔喂起来。因为它是我们上学的学费和书本钱,以及全家的灯油钱、调料钱的来源,所以我们全家便把小猪当成了宝贝。小猪怕冷,我们便把它喂在家里,选一处角落铺些柴草,就是它睡觉的地方。小猪夜里拉屎拉尿,也拉在家里,臭气难闻,我们也不在乎,只盼它能够快快长大,能多卖点钱。
盼望小猪快快长大,但小猪却老也长不大,它瘦骨嶙峋,走起路来一摇一摆,好像随时会倒下去的样子。也难怪,人都吃不饱,哪有好东西喂它?它的最好饭食,只是洗锅水加煮熟的山药皮,再撒点儿粗米糠而已。待到它长得稍大些,它的主食便是糜织子。
糜织子就是包裹糜子果实的外壳,说到底就是草。秋天打场,母亲就用筛子把糜织子筛下储存起来,冬天用它来喂猪。猪吃了糜织子,原封不动又拉了出来,毫无营养可言,难怪猪老也长不大呢。
每次喂猪,母亲总要抓一把粗米糠,守在猪食盆跟前,猪不愿意吃食了,母亲便往盆里少许撒些米糠,猪看见好吃的来了,便又低头吞食了。吃完表皮的米糠,猪又抬起头,眼巴巴地望着母亲,盼望母亲再给它撒点米糠,母亲就再撒一些米糠。这样重复多次,母亲便哄着猪吃完了食。猪一摇尾巴,哼哼着,步子蹒跚地走了。母亲便长叹一口气,说:“人受罪,猪也跟上活受罪,吃糜织子是吊命命哩”。
到了夏天,猪的生活境况有所改观,因为有了野菜。我每天上午上学,下午给猪挖野菜。灰灰菜、马齿苋等都是猪爱吃的食品,特别是碱葱,猪吃了容易上膘。但我家附近没有碱葱,得跑到距离我家十几里远的地方去挖。平时我在村子附近挖猪菜,星期天我便背上麻袋,带上点干粮,一早出发到老远的地方挖碱葱,到天傍黑时分,才能背回一麻袋碱葱。猪吃上野菜,长毛褪去了,变得光油活水,开始撒欢儿,见天往大长。
秋天是猪的节日,先吃甜菜叶,后吃小山药(土豆),此时是猪长得最快的季节。待到隆冬飞雪,猪也就差不多能出售了。
那时,供销社的收猪标准,是毛重达到120斤。按猪的膘情,再分等级,等级高,价格也就高,反之,等级低,价格也就低些,而且农户每卖一头生猪,还能以优惠价购五十斤粮食。
记得有一年,卖猪的季节到了。我家那口猪,我和父亲预先用秤称过,基本达到了标准重量。
卖猪那天,全家欢天喜地,忙进忙出。母亲煮了一大锅高粱面糊糊,将煮熟的山药捣碎成泥,搅拌在高粱面糊糊里,然后盛在猪食盆里,端给了猪。这样的饭食,是平时人吃的东西。猪长这么大,从没有享受这等口福,所以吃起来简直不要命了。我们全家人围在它周围,看它那吃相。只见它扇着两只大耳朵,“哒哒哒”一阵响过之后,一盆食便被它吃了个净光。母亲又给它添了一盆,眨眼又光了,它一气吃了四盆。直到肚子鼓成个圆球,再也吃不进去了,它才一步三回头,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猪食盆。
供销社离我家一里地,我和父亲赶着猪去供销社卖猪。母亲没去,她眼睛红红的,看上去有点舍不得。她把猪送出大门外,就眼窝红红的回去了。
再看那猪,由于吃得过饱,走路摇摇晃晃,走几步就喘一阵气。待走到半途,它就干脆躺倒,任你怎样呵斥,它也纹丝不动。父亲倒不着急,要的就是这种效果,猪走不动,说明吃得多,越吃得多,越能多卖几个钱。他见猪躺下不起来,便回家推个平板车,我和父亲便一个人提后腿,一个人揪耳朵,将猪抬上了平板车。猪虽然挣扎几下,便也再懒得动,任人摆弄,我们便推着车来到了供销社。
那天卖猪的人不算多,不一会便轮到称我们家的猪。收猪员吕大爷,是一位老供销,也是当地人。他人缘好,很同情庄户人,做事从不亏欠乡亲。他走过来看了看我家的猪,用手捏了捏猪脊梁,便吃准了膘情,对我父亲说:“够二等”。
父亲满意地点点头。一旁的我,看到猪吃多了,躺下爬不起来,害怕吕大爷克扣斤两,同时我也害怕猪在过磅前拉屎拉尿,那可是白白作废票子啊!父亲也是这个意思,待吕大爷定完等级,他便麻利地指挥我抬猪上磅。那猪也争气,没多挣扎,也没拉屎尿。吕大爷熟练地过磅,高声报出了重量:142斤。
父亲笑了,我也笑了。我如释重负,心想要不是猪狠狠地吃了一顿,还怕不够标准呢。
过了磅,猪仍然躺在磅秤上。吕大爷踢了它一脚,它只“哼哼”了几声,就是不起来。我和父亲将它拉下来,这当儿,猪的尾巴一翘,“呼”的一下,屁股里喷出了粪便,差点溅到我的鞋和裤子上。再看那尿也下来了,就像拧开了水管子,“哗哗”地直往外流,不一会粪便堆了一堆,尿也流成了一条河。猪拉完屎尿,这才爬起来,迈开腿,悠闲地散着步子。
看着那一摊屎尿,我和父亲有些不好意思。过磅后拉屎拉尿,损失的是国家,但我们更不愿意猪在过磅前就损失了分量。我看吕大爷,他只是笑笑,丝毫没有责怪我们的意思,招呼我们帮他把猪赶进供销社临时搭建的猪圈里。

回到门市部,吕大爷熟练地拨拉着算盘,接着一沓钱便递到了父亲的手上。父亲笑眯眯地接过钱,手指蘸着唾沫,反复地数了几遍,才装进贴身的衣兜里。装好钱,父亲又掏出那沓钱,从里面抽出一张五毛的票子,大方地递给我,说:“去买几颗洋糖吃”。
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么大方,我用两角钱买了糖块,准备和哥哥妹妹们分享,剩下的三毛钱,我却没舍得再花。
回到家,母亲早在大门口等着,她眼睛仍是红红的。我知道,一只小猪喂大,花了母亲不少的心血。记得小猪买回不久,有一天感冒了,眼看就要死去。母亲着了急,拿出针管,翻出早已失效的青霉素,掺上水给小猪打了针。晚上她把小猪放进自己的被窝里暖和。“嘿”,奇了怪了,第二天早上,小猪又欢蹦乱跳了。如今猪卖了,她怎能不心疼呢?
母亲问我:“几等?”我答:“二等”。
母亲又问:“多少斤?”我答:“142斤”。
母亲乐了。当我把猪在过秤后拉屎拉尿的事儿说了一遍,母亲笑了。当父亲把卖猪的钱交给母亲,母亲数了又数,乐得合不拢嘴。这天中午,她破例给全家做了一顿白面条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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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编辑:李娇 猜你喜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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