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樟树农村这么热衷于兴建祠堂呢？-今日樟树
近年来，樟树有很多农村都开始新建或者翻新祠堂，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在近期集中发生呢，请看下面这篇文章，虽然写的是高安，但是樟树也同样适用！
作者：谢华平
前几年的高安农村别亦难简谱，不时可以见到大兴土木、建祠修堂的景象，有的是对破旧祠堂的维护加固，有的是对倒塌祠堂的拆旧建新。现如今，走进一些规模较大的村子可以发现，几乎村村都有祠堂，或新或旧，或大或小，无处不见。没有祠堂的大村庄已基本少见了，即便一些小村庄也是有祠堂存在的。为什么乡村这么热衷于祠堂呢？原因当然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，农村传统文化复兴的必然。
祠堂，始于汉代，当时只是王公贵族修在墓地以供祭祀祖先的房屋，称作“墓祠”。后来为方便祭祀祖宗、先辈，便改建在居所附近，称为“家庙”、“宗庙”或“祖庙”。唐代以前，没有官爵的人家是不能建家庙的，唐宋时期，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，全国曾一度大兴儒家文化三原人才网，强化家族观念，放开祠堂建设。尤其在明清两朝，全国的祠堂文化更是热兴怎样套野鸡，以致全国各地村村有祠。
在古代，祠堂的作用是什么呢？首先是用来祭祀先贤杨公祭，以收缅怀先烈、扬正抑邪之效。这种祠通常称作“公祠”。公祠，是由政府出资兴建、由政府主持祭祀、以纪念社会公众人物为主的祠堂。在古代，尤其是宋元明清四朝，全国凡县衙、省府、乃至京都所在地都建有不同类型的公祠。例如清代的高安老城，就曾有多座公祠存在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，纪念孔子先辈的崇圣祠；纪念外籍高安清官的名宦祠、鲁公祠、潘公祠、吕祖师祠；纪念高安本土名人的乡贤祠；纪念中华名人陶渊明、文天祥、刘伯温的三先生祠；纪念中华名人苏东坡、黄庭坚、苏辙、米芾的四贤祠；纪念理学先驱王阳明、周敦颐等的七贤祠；纪念烈士楷模的忠义孝悌祠、昭忠祠、节愍祠、刘武烈祠；纪念尽孝守节妇女的节孝祠、贞烈祠；还有专为护城英雄而建的城隍祠、为求雨而建的龙神祠，等等。这些公祠就像今天的革命烈士纪念馆、名人纪念馆之类的公共设施，是古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公祠之外，由民间各姓氏家族成员集资兴建，由各姓氏家族成员集体参与祭祀，以姓氏家族祖先为祭祀对象的祠堂统称为宗祠。我国民间早有祭祀自己祖先的传统，一家一户的祖先，通常是在墓地祭祀，或在自家住房主屋的厅堂神龛前祭祀。若是一村一族的祖先，则需要利用一个公共的场所来祭祀，这个公共场所就是宗祠。有些大村庄，虽然最早的开基祖都是一个人，但因后代繁衍壮大而分了若干房派，故各房后人都另立宗祠分祭本房创始人，这便有了总祠和分祠。有些村是由多姓组合的村，也会各姓各建自己的祠，一村多祠便因此而出。有些经济能力不足的杂姓村粘人傻相公，无力分姓建祠时，便采取合建一座祠，供奉多姓祖的办法。
所有宗祠多为祭祀祖先而建，因为祖先不止一位，所以大部分宗祠都以本族之姓命名，以对历代所有祖宗加以囊括，如谢姓村庄就是“谢氏宗祠”、周姓村庄就是“周氏宗祠”、李姓村庄就是“李氏宗祠”。但也有少数宗祠会一直以某一位祖先的名字作祠名，如八景荷园村的先祖名叫席以安，宗祠便叫“以安公祠”（公是对男性老人的尊称）。类似的还有上湖岗上张家的“玉瑜公祠”（先祖名张玉瑜）、太阳湖边刘家的“祥公祠”（先祖名刘祥）、村前肖坊的“文谟公祠”（先祖名肖文谟）等等。还有个别村的祠堂并非本家族所建，而是外姓人为在此殒身的祖先而建，如伍桥下花坞村的烈女祠。
下花坞村在宋代是个风景十分美丽的小山村，曾得到大诗人苏东坡的赞美。据传苏东坡当年到此一游，便被这里的景色所迷住，曾把“花坞樽前微笑”当作他赏心的十六事之一。该村姓何，因为村小，又不是宗族的发源地崔大林，所以这里没有何氏宗祠，却建了个祭祀窦姓女子的外姓祠，叫烈女祠。史料载，明正德六年（公元1511年）六月，华林起义军（清政府称华林贼，国民党称华林匪）夜袭筠州府衙，守备姜荣领兵出城阻击，但另一股起义军却留进了城。姜荣的妻子窦善惠发现后已无路可逃。情急中她速将丈夫的官府大印丢入水池中，从而避免了官印被毁。当窦善惠被掳行至伍桥下花坞路边一口水井旁时，起义军在此小憩饮水。窦善惠乘机将藏印之事告知一同被掳的仆从，然后请求起义军释放仆从回城取赎金。见起义军首领同意，仆从已离开时高迪瓦，窦善惠一头栽入水井自杀身亡。事后，官府为表彰她保护官印又大义献身的壮举，便在高安城里和下花坞村同时为她建了两座公祠，并取苏东坡“花坞樽前”谐音，将祠前水井命名为“花坞贞泉”，列入“高安八景”之一。119年后的崇祯三年（公元1630年）八月，窦善惠的玄孙、时任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分守九江道参议的姜一洪，又在祠内竖立一块纪念石碑东方神灵庙，上刻“花坞碑记”。
古代的家族观念强，族人之间都讲究和睦。无论谁来到这个家族，只要是男丁，那么他的一生都受族人关注，他的诞生、启蒙、成人、婚育、入仕、升迁、福祸、大寿、直至殡仪等各种礼仪均在祠堂进行。每年的传统节日，诸如春节的守岁、团拜、迎龙、元宵；端午的龙舟出赛与归藏；中秋的赏月敬老，或是平常族人的红白喜事，以及戏班演出等活动都须在祠堂里举行，届时祠堂就成为族人的聚会社交场所。
在古代，宗族就是社会最基层的群众团体，如何利用宗法威力管理这个最基层的民众团体，是历朝政府都很重视的问题。在宗法制度下，一村就是一姓，一姓就是一族。正如现在的村有村长一样，古代的族也有族长。一族之中，族长的权利至高无上。族长行使族长权利的地方就是宗祠。族里的大事商议、重要决定都须在宗祠里进行，甚至大事的宣布、决定的执行也是在宗祠里实现的。一些违反族规的人，也会被带到宗祠进行教育或处理北京联通彩铃，严重者会在这里被驱逐出宗族，甚至是被直接处死，因而有人说宗祠就是封建社会的家族政府和道德法庭。
由于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场所，相当于祭祀鬼魂的神庙，因而祠堂的建设十分讲究。首先得注重风水，要选村中最好的地块建造祠堂。其它族人居所则按尊卑长幼秩序围绕祠堂的左右和后面而建。在古人观念中，水是龙脉所在，主财主贵，所以一般祠堂前总有一眼水塘存在。
祠堂的建筑如同传统民居，十分注重四周的闭合与坚固狮马龙活络油。因而祠堂的外墙总是高、阔、厚、实，除了正面的大门，两侧的小门和既少又小还很高的窗户外，四面合围密闭，如同铁桶一般。但是坎坎伐檀兮，鬼魂四处游，神灵自天降。当所有门窗关闭后，祖先的鬼魂与上天的神灵出入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所以，为了祖先的鬼魂和天庭的神灵来往方便，祠堂内必定要开有一个天井。梁佩诗而且，堂内开天井的好处还在于有利采光、通风、实现天人合一。
因为祠堂是族里的衙门位面娱乐大亨，祖先的灵堂，要对族人产生威严感，对祖先产生肃穆感，就必须增加祠堂的进深。所以一般祠堂都会注意这个问题，尽量做到祠有进深。最常见的祠堂进深多为“二进”，就是大门、门厅、天井、正堂、神龛这样的标配布局。经济实力强的大村庄，其布局自然就不一样了，可达两至三个天井，三到四进的规模毛寸头。
祠堂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家族显耀门庭汽车用品报，彰显文化的载体，因而，祠堂不仅建得比普通民宅要大外，还常常用料考究，精致装修。而且，越是有权势有财势的家族，祠堂越是建得豪华气派。高大的门扉，高高的门槛。门前上有藻井吊顶，下有青砖铺地，有的门前还有多柱旗杆石。祠内不仅设有门厅、厢房、楼阁、拜堂，室内装饰也大多雕梁画栋，鎏金饰银，悬灯结彩，挂匾刻联，尽呈高贵华丽之色。在外部，则是清砖眠砌的高墙，黛瓦相叠的房顶，飞翘凌风的屋角，粗壮挺拔的房柱，气宇轩昂的门楼，再摆上一对鼓眼呲牙的石狮，配上一双方底圆面的石鼓，更显出庄严肃穆之气。
但不管公祠还是宗祠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统统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坏东西，不是被拆就是被改。改造后的宗祠，门额上应该有的“某氏宗祠”牌匾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“为革命种田”“读毛主席的书”之类的标语。门厅两边应该是安放装饰图案的墙壁上也改成了当时最流行的《毛主席语录》。
正厅里，从前摆放祖先灵位的神龛，文革中换成了“忠”字墙：中央悬挂毛主席像，像两边是副统帅林彪的题词“大海航行靠舵手，万物生长靠太阳”。上方是口号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。下方是一“忠”字联袂成云。厅内每根房柱上都有红色标语香蕉花，诸如“中华儿女多奇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”；“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”；“文化大革命万岁”；“毛泽东思想万岁”等等。在对领袖个人崇拜达到高潮的时候，每个村庄都要对毛主席像实行早敬晚敬，还要隔三差五的组织政治学习或批斗会，所有这些活动也都是在祠堂里进行的。
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，随着宗族观念的被冲淡甚至被清除，宗祠的作用已基本甚至是完全消失，高安的祠堂也几乎全部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不是自然朽圮就是人为被拆，即使幸存的也改变了用途，或作老人留守处，或作杂物堆放屋，或为猪牛栖息地。少数保护较好的宗祠也像怕见人的大家闺秀，长年累月大门紧闭，铁锁生锈。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和经济条件的允许，祠堂又在许多村庄重现了，但此时的祠堂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大不一样。重视的，祠堂毁了集资也要新建一座；冷淡的佛冈政务网，即使有祠也懒得维修利用；有的村视祠为神圣地，平常总是大门紧闭，铁锁把关，专人看护；有的村则祠门常开，任意出入，无人管理；有的祠里架设戏台；有的祠里开办学校；有的祠是老年人活动中心；但更多的祠堂已建为文化站，成为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。
来源：高安寻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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